四、结 语
之所论可知,数术作为一种知命之术,必然要对天地人之过去、现在及未来加以整合并建立一些理论模型,并且这些模型也会随着人类对自然认知能力的提高而有所调整和细密化,以增强
其命理阐释能力。在中国的数术思想中,有着极其精致的义理基础。而作为中国传统之富有信仰色彩的学术体系,它的理论建构也必然要对宇宙人生的终极问题具有圆融的阐释能力,这也正是人类理性完善后建立起来的学术思想对知命之数术极其重视的原因所在,可以说,数术是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学的一种世俗落实,而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学则是数术的义理源头。
,作为巫灵感通的弥补之术的“知命”数术本身即有着一些先天的“不足”,故其在现实层面上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地预测人生命运的程度,但它经过千百年的运作和筛选,在感通天地和经验总结上确有一些自得之见,至少具有某种仪式的意义。它在道德认同的基础上,以命运之富贵贫贱的先天性为前提,来指导个体在人生之关口上能有一个尽量合于道德的选择,鼓励个体遵循心性之善去尽其人成之功,以尽可能获得接近正命的人生。明代万民英《星学大成》序中的一段话,正可表明一般学者对数术的基本态度:
又清代敕修《协纪辨方书·序》中的话语亦表达了同样的道理:“天以日月行四时,人奉天而时。若向明而治,向晦而息,后王君公所以奉若天道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群黎百姓所以奉若天道也。否则不能晨夜,不夙则暮,诗人讥焉,人人所知也。然则举大事,动大众,协乎五纪,辨乎五方,以顺天地之性,岂无寸分节解以推极其至精至微之理者欤。其支离蒙昧、拘牵谬悠之说,乃术士之过,而非可因噎而废食者也。”其实若“史官”的术士之过,亦以其未能进而入于道德之境也。
摘自:
关长龙. 法象时空——中国数术的基本理念[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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